中国画源远流长,从诞生至今已越两千余载,其在精神内涵、表现形式及传承发展等诸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观和审美观,以传递画家主观情感为要旨,即使面对山水、花鸟等客观物象,画家在观察、认识、创作过程中也自然地与人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相联系,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强调象外之境,注重作品的神韵,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甚至打破时空限制,用精妙的笔墨还原画家的精神境界,所谓“千载寂寥,披图可见”。
随着时代发展,国际间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或主动、或被动地受到西方文化艺术观念的影响。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改革中国画已经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以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人为代表,倡导将西方美术的创作观念引入到中国画的创作当中,主张折中中西,融合古今。这无疑拓宽了中国画的表现空间,走出一条改革、创新中国画的新路子,使中国画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不容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当中,传统并没有被放弃,改革、创新的手段或方式是“借鉴”和“融合”,是立足于传统之上的观念创新,也可以说是一种发展,并不是“重起炉灶另开张”。在这之后,随着社会各方面“现代”氛围的形成,传统慢慢被消解,传统文化也被逐渐“请”出了课堂,甚至连很多国画家也视传统为陈腐与落后,彻底放弃了传统,以“开创”代替了“融合”,“时代性”成为度量中国画的一把尺子,画家对创作题材和表现方式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自身思想建设的关注,不但导致了作品精神内涵的大滑坡,也使作品的面貌越来越单调、越来越雷同。原本是想为中国画“找出路”,甚至重新开路,却发现很多画家的前面几乎没了路!因为他们“开辟”的新路对接不上中国画原本的“来路”。
中国画本来就是靠传统支撑着的,传统乃中国画之魂,“破”了传统,中国画就没有了立命之本,没有了精神,没有了境界,没有了格调,没有了诗情画意,没有了笔精墨妙,剩下的只是满纸的所谓主题,所谓技术,所谓效果,所谓冲击力,迎合讨巧,无病呻吟。
中国画生命的延续靠传承与发展来保证,从来不是死水一潭,时时都有新鲜的活液注入,其内涵及形式一直都是在不断充实、完善和前进当中的。可以这么说,中国画在创变及发展方面没有落后于世界上其他任何绘画形式。有人简单地把中国画的传承说成“抄袭”、“陈陈相因、千人一面”,只能说明其根本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画,因为中国画史中没有任何一位能留得住的画家是靠“抄袭”而存在的,能够留下来的画家都无可争辩地具有开拓及创新精神。试想,如果中国画自身没有“新陈代谢”机能,怎么可能延续二千多年的生命?
其实,中国画的创新就是“传统”被画家消化吸收后的“当下”呈现,传统不但不是负担,反而是创新的阶梯。中国画之“新”不是单靠偶然灵感的爆发而实现,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修炼,正如酿酒一样,只有经过漫长的酿造过程才能产出美酒。而当下的很多画家创作时却省略了“酿造”的过程,直接“勾兑”,出来的“产品”自然不对味。
艺术创作的意义或者说其成立的前提当然在于作品的开创性,不同于古人,不同于今人,要有独立的面貌,有“创造”的自觉性。同时,还要求这种“创造”是自然的、本真的,虚情假意不可能使人感动,更不可能留得下来。绘画应该是画家生命状态的真实反映,画家性格开朗,画必畅达;画家清高文雅,画必绝俗;画家人生凄凉,画必苦涩;画家性格膨胀,画必虚狂……对于画家来说,笔迹乃心迹,欺骗不了人,如果很有内涵,不必刻意追求,画也不会浅薄;同样道理,如果世俗,任凭怎么包装,断是高雅不了的。这是传统的大规律。
当然,社会环境决定画家生命状态,也就是说,画家的艺术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影响。逢繁荣盛世、国泰民安,艺术创作自然也会呈现一片阳光向上的面貌;当国破家亡或社会矛盾激化时,画家的作品显露的必是凄苦与挣扎。不可否认历史上有很多画家看破红尘,或隐于山林、或遁入空门而远离世俗,他们的作品非常“出世”,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简单视之为不受社会环境影响,相反,这恰恰正是社会现实作用于画家的结果,只要去对这些画家的人生状态深而究之,会发现社会现实对这些画家的影响更甚。由此看来,社会问题不可避免地会转化为艺术创作问题。于是,这样一个“生产线”就确立了:从社会环境到画家生命状态再到艺术作品。在这个链条当中,社会环境潜移默化于画家的生命状态。而生命状态转化成艺术创作的过程则就复杂的多了,必须要有相应的文化素养与艺术表现能力作为“介质”才能充分实现。其中文化素养也是决定生命状态重要因素之一,它同时也决定着艺术作品的高度;表现能力是技术层面的保障,不具备这个能力,枉有再高文化素养及创作冲动,也是“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对于画者来说,不但要具备技术能力,还要有不同于古人、今人的高超技术能力。这同样也是传统的大规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信息资讯爆炸,各种思潮及观念交汇碰撞;同时,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不断扩大,文化、艺术市场一片繁荣景象。对于画家而言,身处这样的环境有其利弊。利的一面: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不会再为温饱问题而发愁,可以在创作上投入更多精力;不利的一面: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很多画家似乎还没有做好自我调整,在忙乱与茫然中丢失了传统中国画家所具有的创作状态和心态,甚至迷失了自我。
放眼传统,历代中国画大家都具有极高文化修养及思想境界,因为以前有大的文化氛围与土壤,画家的基础、起点非常高。传统的逐渐势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当下中国画的创作,起点越来越低,很多画家缺少了起码的人文底蕴,失去了文化的滋养后,和前人差得越来越远,作品流于表面,只剩下技法与形式,没有了任何思想高度和品味空间;也有一些“精明”的画家妄图抄“近路”,“设计”了一套风格面貌,成名成家,反而过早结壳把自己束缚住了;与之对应的,还有一批自言要“坚守”的“伪传统”者充斥于当代画坛,他们抄袭前人的“形式”,并谓之为中国画正统。活在当下,心境与状态自然不可能与古人相同,如果仅仅去对传统“相貌”简单描摹,只能算是传统的“行尸走肉”。这种“伪传统”的存在也是传统在当下频遭非议的“罪魁祸首”;同时,在经济大潮之下,艺术市场的空前火爆使一些画家的作品变得一纸难求,对画家的创作能力提出了很大挑战,于是出现了“批量生产”、“流水作业”、“枪手操刀”等场面,画出来的作品无任何艺术价值可言,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最终不但会伤害藏家,更会伤害画家自己,使他们失去了创作的激情与冲动;传统文化的缺失也造成了收藏者鉴识水平的欠缺,收藏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只为投资升值,只认名头与职位,由此催生了画坛疯狂炒作、争权夺位之风……无视传统,不但会失去根基,也会丧失标准,丧失对先贤的敬畏,丧失对文化的尊重,导致虚妄、膨胀等不良心态迅速滋长。以上种种乱象已严重影响、制约了中国画的发展,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很多画家的创作悄然间已经和中国画的本质渐行渐远。
我们曾经“新潮”了,“现代”了,也“试验”了,可中国画仍是难以焕发曾经的光彩,“西药”的方子解决不了中国画发展的根本问题。诚然,我们的生存状态和前人存在着巨大差别,不可能再回到从前,而回归传统不是要回归到以前,而是回归一种文化精神,搞清传承文脉;学习传统的目的也不是去复制前人的成功,而是从前人身上吸收精华,从而让自己变得更有力量。传统的“种子”在不同时代的光照下,必然能结出既有传统精神又具时代特色的“果实”来。
由此看来,传统在眼下并不是个“老”话题,反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原文载于《北京画院2013年刊》,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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